沈登苗：近代湖湘人才輩出最直接的原因是什麼 ?　　　　對近代湖湘人才輩出的原因錛許多專家學者早已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錛成績斐然。“近代湖湘文化”也已成為學術界的一個熱門課題。然而錛根據筆者對收集的相關資料的梳理，覺得人們對近代湖湘人才崛起的一個基本條件和最直接的因素──晚清長沙全國科舉重鎮的形成還鮮為人知錛專門的研究似尚付闕如。本文就此作一探索，旨在拋磚引玉，以期引起專家的關注。　　一19 世紀以前湖南為何沒有出現大的人才群體　　在湖南歷史上，雖也出現過諸如蔡倫、週敦頤、李東陽、王夫之等著名人物和以胡宏、張蛭淼哪纖魏嫜桑19世紀以前，在三湘四水上土生土長並對全國有重大影響的人才群體幾乎沒有。究其原因，從根本上講，當然是經濟不發達。但這未免有些籠統。依我之見，近代以前湖南人才之所以凋零，其直接的原因是教育不發達。我們只要對南宋以降至18世紀人才發達的省份與人才蟄伏的湖南在當時全國教育中的地位作一比較，就不難得出結論。　　　　南宋全國進士最多的是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人才最多的也是浙閩贛地區。時湖南進士（取荊湖南路的近似值）佔全國的2 .1 %，[1] 人才也僅佔全國的1.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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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者幾乎相等。元代用人採取種族歧視政策，可當別論。明初，全國進士最密集的地區是江西及其吉安府，明前期的人才也以江西尤其是吉安府為最盛。明中葉至清中葉全國的科舉重心始終在江浙地區，此三百年間人才一元中心也長期停留在長江三角洲。[3]據統計，明洪武至清乾隆末錛湖南進士只有710 人，僅佔全國的 1.8 %。這階段收入《中國大百科全書》各卷的湘人只有李東陽、何孟春、楊嗣昌、王夫之、髡殘、舍起靈等 6 人，僅佔全國的1.0 %，與進士的比例也比較接近。總之錛南宋至18世紀，舉凡有全國影響的人才群體(農民起義領袖除外) ，無一不產生在科舉發達地區；而科舉消沉的地區幾乎找不到一個龐大的人才團。因此，竊以為，教育(科舉) 不發達是古代湖南沒有出現大的人才群體的最直接的原因。二近代湖湘人才輩出的一個基本條件　　　　據筆者綜合統計，近代400名人才，湖南籍的有34人，佔8.5 %，僅次于江蘇、浙江、廣東，居各省第4位。這僅從量上而言。如果以對近代中國社會的進程影響而論，湖南人才的作用與地位可與江浙、嶺南抗衡，形成三足鼎立之勢。據本人初步考察，近代這一多元人才中心的格局，是晚清各省多元科舉重心的產生造成的。可以說，清後期湖南進士的猛增，特別是長沙府全國科舉重鎮的形成，是近代湖湘人才輩出的前提。　　　　 1.清後期湖南科甲大盛　　　　為便于說明湖南清代前後期進士數量的發展變化，特列表如下：　　表1 湖南清代歷朝進士統計表　　資料來源：朱保炯、謝沛霖：《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沈登苗：《明清全國進士與人才的時空分布及其相互關系》（今未發表的統計資料），《中國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　　　　由表1可知，清代湖南進士總數居全國第14位。若從歷朝進士在全國的名次看，的確給人以清代湖南科舉發展“不明顯”的直覺。[4]但這僅是表象。我們如果從前後期進士絕對值或各朝每科平均錄取人數，特別是各朝進士在全國所佔的比例分析，就可以斷定，清後期湖南進士的大幅度增加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是近代長沙全國科舉重鎮形成的前提，也是近代湖湘文化輝煌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　　 2.晚清長沙全國科舉重鎮的形成及其作用　　研究表明，明清全國人才的空間分布，不僅取決于各省進士的絕對值，還取決于各省內部進士的集中程度。如果一省進士總數較多，但分布較均勻，沒有形成相對的科舉中心，該省人才中心就不可能出現，人才總數就不會很多。如清代的山東省。反之，如果某省進士總數不多，但只要集中在某些地區，這些地區就有可能人才輩出，錛乃至形成全國性的人才中心。如近代嶺南人才異軍突起，就與晚清廣州全國科舉重鎮的形成有關。近代湘省的情形就屬于後一種。　　　　所謂近代湖湘學風熾熱，人才輩出，其實，說到底主要是長沙府的學風熾熱，人才輩出。如湖南近代34位重要人物，有23位出生在長沙府，佔全省的三分之二強。又據陶用舒教授的統計，近代湖南擁有人才最多的7個縣全部是長沙府的縣(內善化與長沙合並) 。[5]由此可見，長沙府在近代湖湘人才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此外，非長沙籍的人才，如魏源、嚴如煜、李元度、蔡鄂等都是長沙各省級書院(清季湖南及長沙的省級書院數量居全國第二)的高材生。可以這麼說，近代湖湘人才基本上是由長沙或長沙的書院走向歷史舞台的。因此，我們只要對近代長沙府人文蔚起的原因，特別是其科舉實績進行典型分析，近代湖湘人才群體形成之謎也就不難解開了。　　　　清代，湖南雖然不是科舉發達的省份，但其715名進士隸籍長沙府的就有412名，佔全省的 57.6 %，且長沙府的進士大多中式在後期。越到近世，她在全省全國的地位越顯赫。嘉慶前後，長沙府的科甲已跨入發達的行列。此後扶搖直上，舉世矚目。如鹹豐至光緒，長沙府的進士計179人，位居全國第三；長沙城(長沙、善化)的進士99人，排名全國第五，這在湖南歷史上是破天荒的。如果說進士人數受區域限額的影響，僅代表科舉的數量，那麼，由完全自由競爭獲得的巍科人物(會元、狀元、榜眼、探花、傳臚) 便標志著科舉的質量。清代湖南共有巍科人物20人，全部出現在嘉慶朝及以後，其中長沙府的有15人。尤其是鹹豐同治光緒朝，長沙府培育了12名巍科人物，遙居全國各府榜首。其中，屬長沙城的有4人，亦排名全國第三。因此，無論是進士還是巍科人物，不管是長沙府抑或是長沙城，晚清長沙已成為名副其實的全國科舉重鎮。這裡要強調的是，明清全國進士與巍科人物雙雙領先的地區，等于具備了人才輩出的“雙保險”，凡符合這一條件的地區，必然會成為全國的文化、人才重鎮！再從人才的“出身”考察，近代長沙一流的人才基本上是科舉出身。收入《清代名人傳略》[（美）A·W·恆慕義著，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翻譯組譯，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 ) ]的21位活躍在19世紀的湖南籍人物(其中長沙府13人) ，無一不是科舉出身。又據分析，明代至清前期，湖南境內人才與進士的地理分布也大體吻合。如明代人才最多的4個縣(常德、衡陽、華容、岳陽)正好是進士最多的4個縣。其中，常德的進士最多，得人也最盛。如楚中王學的代表人物蔣信、冀元亨都是常德人。清前期(鴉片戰爭前)進士領先的13個縣，有12個進入人才最多的13個縣(其中善化與長沙合並) 錛如湘潭進士第一，人才也為湘省之冠。[6]　　　　綜上所述，無論是明清全國性人才中心形成的規律，還是湖南人才時空分布的特征，以及晚清湖南人才的“出身”，都說明清季長沙全國科舉重鎮的形成，理所當然可視為近代以長沙為核心的湖南人才勃興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事實上，時人郭嵩燾、楊昌濟的湘省“文運大昌”自“兩湖分闈”始，及曾國藩從道光年間湖南科舉的“極盛”，所預見的“將來省運必大盛”等觀點，表達的也都是相似的意思。[7]　　　　遺憾的是，上述史料不僅沒有引起近代湖湘文化研究者的足夠重視(大概只有彭大成先生對“兩湖分闈”有專題研究錛並對此有很高評價) ，而且，不少學者對科舉還頗有微詞，甚至斷言“晚清湘人對科舉功能作用的普遍拒斥”，[8]用現代人的價值觀來揣度19世紀儒生的心態。事實恰恰相反，晚清湖南是對科舉最情有獨鐘的省份之一，岳麓書院的基本任務就包括向上輸送更多、更好的考生。張仲禮先生的研究表明，19世紀湖南紳士中的“新進者”（主要指祖、父輩無功名者) 的比例全國最高。換言之，當時參與科舉的社會階層湖南最廣。太平天國前湖南是捐監人數較多的省份之一，太平天國後湖南又是增加“學額”最多的省份之一，同時也是全國生員總數增幅較大的省份之一。[9]因此，說晚清湖南對科舉的普遍排斥是一種想當然的說法。我們不能因為幾位要人如曾、左等曾譏諷科舉而推及19世紀整個湖南知識階層。況且，即使曾、左個人來講，他們對科舉也不是一貫蔑視的。君不見，左宗棠晚年還以不是“兩榜”出身為念；曾國藩且因自己是三甲同進士出身( 進士中的最低一等)而遺憾終身。[10]他曾取“甲科鼎盛”四字，為子姪輩起名排行，可以反映出他的內心深處對“甲科鼎盛”的向往。[11]　　　　所以，晚清湖南士子對科舉的普遍認同和積極參與的史實，不僅不能輕易否定或忽視，而且，它是今人探索近代湖湘文化何以大放異彩的重要線索，應花力氣挖掘。　　三近代湖湘人才輩出的最直接的因素　　　　近代湖湘文化燦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現讓我們將已有的研究成果進行歸納和比較，以尋找近代湖湘人文鬱起的最直接的因素。　　　　 1.經濟的發展　　　　明清時期湖南的經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至康熙朝錛已有“湖廣熟，天下足”之稱，長沙道成為全國的四大米市之一。特別是鴉片戰爭前的近百年間，對外貿易僅限于廣州，加上清中葉後政府大舉開發長江中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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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廣州越五嶺經湘江過洞庭湖向內地幅射的交通線空前發達，湘江成為當時國內最繁忙的航線之一。緊傍湘江的湘潭就是廣州至漢口之間的最大的中轉港和外貿物資集散地。經濟是社會發展的動力。農業、商業和交通運輸的長足發展，這是近代湖湘文化向前推進的基礎。但是，就橫向比較，19世紀湘省的經濟水平在國內仍屬中偏下水平。如作為經濟中心的湘潭還遠不如九省通衢的漢口。湖南人做生意的本能甚至還不及東鄰的江西人，更不能與東南沿海諸省相提並論。尤其是在洋務運動期間，湖南的近代工業幾無建樹，這更加拉大了湖南與沿海沿江經濟發達省份的差距。所以說，經濟發展不是近代湖南人才在全國名列前茅的主要原因。　　　　 2.湘軍的出現　　　　行家認為，湘軍的出現是近代湖南人才臻于極盛的契機;把湖湘文化推向高峰的是曾國藩。誠然，湘軍十年血戰的果實，換來了數以萬計的湘籍官吏或軍功人員，旋即又轉化成各級地主。這等于在瞬間徒增了可觀的蔭生及更多的有經濟實力供子女讀書的家庭；大量的湘籍官僚宦遊四方，開闊了湘人的知識視野，從而為湖湘文化的持續發展提供了後勁。但是，正如陶用舒先生強調的，在湘軍以前，近代湖南的第一代人才群體已經產生。[12]筆者也曾統計過，道光時期湖南是全國出思想家最多的省。若從文化文化史和學者的角度衡量，以陶澍、魏源為代表的湖南地主階級經世派的才能學識和影響，恐不遜于以曾國藩、胡林翼為代表的湘軍將領。且陶澍集團直接培育、扶植了曾國藩梯隊(此後三代人才之間的關系似乎沒有他們密切) 。其次，根據科舉時代區域文化發展的規律，一個地區的人文一旦起動，只要他藉以存在的文教基礎──科舉實績不衰退，這個地區的人才就會長盛不衰。故我們認為，沒有“洪楊之難”，不是湘軍的發蹟，湖湘這朵近代文化奇葩也會盛開。再次，嚴格地說，湘軍的成功是人才產生的結果，而不是原因。為什麼鹹同兵燹給原文化昌盛的江浙等省帶來的是災難，而唯獨降臨在湖湘大地的是福音?這本身就說明19世紀中葉湖南地主階級正處于上升期，有奮發進取的精神和強烈的從政欲望。事實上，湘軍的中堅人物是一批年富力強、大多是中小地主出身並有科舉功名、自己在仕途或地方文教方面初露鋒芒的知識分子組成的。太平天國運動恰好為這叢行將出鞘的治世之劍提供了用武之地。就此而論，湘軍的成功，加速了湖南人出人頭地的步伐，並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把湘省的人才類型基本上鎖定在軍政一途，但不是近代湘人比肩鵲起的最直接的因素。　　　　 3.地理位置和湘人的性格　　　　湖南三面環山，只有北部隔煙波浩渺的洞庭湖與文化平平的湖北相連。這種封閉、惡劣的自然環境，造就了湘人刻苦耐勞、強悍健行、沉毅務實和堅韌不撥的個性。這種性格在外患內憂、激烈動蕩的近代社會，有利于造就扎硬寨、打死仗的軍隊和身先士卒的將領。然而，湖南的地理位置很早就形成了，湘人淳樸敦厚、強悍剛烈的稟性也自古有之，在湖南境內歷史上也曾發生過大規模的戰爭，哪為什麼以前沒有取得較大的成功，而與人智雲集無緣呢？　　　　 4.學風傳遞　　　　談到近代湖湘文化的成因，人們著墨最多的恐怕是湖南經世致用、踐履篤實的學風傳遞。不錯，以經世致用為特征的南宋湖湘學派和清初崇尚實學的王夫之，對近代湖湘人才有深刻的影響，岳麓書院也是名副其實的培養人的搖籃。可是，南宋至19世紀又跨越了數百年，為什麼務實的學風在中間沒有發生較好的效應? 船山學說在道光前的百年間又為何寂寞無聞? 千年學府累積的人才，也遠遠不及晚清百年間的人才之和呢?因此，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僅從鄉俗民氣、士習文風去闡述近代湖南人才迸發的現象是不能令人信服的。[13]　　　　此外，尚有外患內憂的時代背景（這不是湖南所特有的）；湖南人走出湖南；新舊文化或南北思想的交匯處；移民素質較高；精英人物的人格及凝聚力等論點。但這些已不是主要因素，限于篇幅，討論不再展開。　　　　顯然，上述幾點都不是近代湖湘人才鼎盛的最直接的原因。那麼，最直接的原因是什麼呢？如同陶用舒教授提出的，近代湖南人才群體形成的標志，一是要相對于湖南古代，人才有大幅度增加，二是在同時期已超越了全國的平均數。[14]我們認為近代湖南人才輩出的最直接的因素，從縱向看，她是湖南古代所沒有的；從橫向比較，其恰恰是明清特別是近代人才發達地區所共有的。只有同時具備了這兩個因素的條件，這個條件才是最直接的因素。如前所述，清後期湖南科舉的快速發展，特別是長沙全國科舉重鎮的形成，這在湖南歷史上是沒有的，而科舉發達則是明清乃至近代全國性人才重心形成所共有的“硬件”。再從現代人學的角度看，人才畢竟是教育的結晶，這是無人懷疑的。基于此，筆者認為，晚清長沙全國科舉重鎮的形成，不僅是近代湖湘人才輩出的一個基本條件，也是最直接的因素。而這點，即教育對人才群體產生起決定作用的歷史經驗，教育的功能非積代累世之功難以發揮的規律，對當今湖南社會發展的啟示也應該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這也是今天我們研究近代湖湘文化的現實意義所在。　　　　【作者簡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獨立學者，主要從事教育史和歷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論文集）一書，提出“一代難以成為學者”的原創理論。　　　　注釋　　　　 [1] 李學勤等：《長江文化史》錛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第721～728 頁。　　 [2] 丁文江：《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系》，《科學》8卷1期，1923。　　 [3] 沈登苗：《明清全國進士與人才的時空分布及其相互關系》（今未發表的統計資料），《中國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按：本文以下涉及進士與人才的述引，凡未標明出處的，皆出自該文。　　 [4] 張偉然：《湖南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2期。　　 [5] 陶用舒：《明代常德人才述評》，《武陵學刊》1998年第4期。　　 [6] 陶用舒：《湖南古代人才縱橫談》，《益陽師專學報》1998年1期。　　 [7] 轉引自彭大成：《清朝兩湖“南北分闈”與湖南人才之興起》錛《船山學刊》1996年第2期。　　 [8] 楊念群：《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三大知識群體互動的比較研究》，三聯書店，1997，第381頁。　　 [9] 張仲禮：《中國紳士──關于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李榮昌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1，第150-155，227頁。　　 [10] 劉新民：《19世紀中後期變革科舉思潮述論》，《荊門大學學報》1996年第4期。　　 [11] 李文海：《世紀之交的晚清社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第76頁。　　 [12] 陶用舒：《論湖南近代人才群體形成的標志》，《求索》1996年第5期。　　 [13 王定武：《近代湖南人才興盛原因之我見》錛《湖南社會科學》1990年第5期。　　 [14] 陶用舒：《論湖南近代人才群體形成的標志》，《求索》1996年第5期。　　　　 (原載《湖湘論壇》2000年第3期）　　　　沈登苗：教育的深遠影響──關于清代全國科舉發達縣與當代經濟發達地區的分布基本一致的分析　　　　長江三角洲，這個清代集中了全國35%的科舉發達縣、近半數專家學者和大半巍科（狀元、榜眼、探花、傳臚、會元的統稱）人物的地區，至今成了中國經濟輻射能力最強、百強縣最多、城市化水平最高、最充滿活力和發展前途的地區。這在某種程度上講，是長江三角洲數百年教育中心的回報。　　　　筆者曾通過明清全國100餘個科舉發達縣產生了全國三分之二的人才等史實比較、分析，得出了明清全國人才中心隨科舉中心的轉移而轉移，科舉中心實質上就是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的結論。也就是說，科舉發達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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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教育發達縣。　　　　最近，國家有關部門公布了"2001年中國最發達100名縣（市）"，和"第二屆全國縣域經濟基本競爭力百強縣（市）名單"。筆者比較後發現，兩個名單中的百強縣與清代科舉發達縣的地理分布基本一致。此現象折射出一個深刻的內涵：教育的影響十分深遠，各地區的歷史人文底蘊，已成為衡量當今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一個重要因素。這有助于我們加深對科教興國重要性的認識。一基本一致　　　　據統計，清代出50名以上進士的科舉發達州縣全國有117個，為便利比較，把其中在清代才設置，又在民初撤消的縣並入原來的縣，則本文實際統計縣數為114個，具體排名在學術界還是首次披露，詳見表1、表2。　　　　由表1可知，清代科舉發達的縣與當代經濟強縣的分布基本一致。如科舉發達縣最多的江蘇、浙江、山東，也是今日經濟強縣最多的省。但如此比較仍嫌籠統。我們再對表2作具體的分析。清代的州縣，今天對應的是縣、縣級市和市轄區。由于市轄區未被列入百強縣的統計，同時，一些縣的轄區目前明顯縮小，不宜參與比較。　　　　據統計，這些沒有參與或不宜參與比較的，在全國綜合實力百強縣中有60個，在基本競爭力百強縣中有62個。前者進行比較的縣為54個，有31個（含4個新設縣）進入百強縣，佔參與比較的57.4%；後者進行比較的為52個，也有31個（含4個新設縣）進入百強縣，佔參于比較的59.6%。而那些析出的、沒有進行比較的縣總體上在全國經濟中的地位比參與比較的縣更高一個層次。如未參與比較的上海、北京、天津、廣州、東莞、杭州、蘇州等，幾乎囊括了我國經濟實力和競爭力最強的城市，即使處于中西部的武漢、西安，也是所在地區的領頭羊。再從百強縣的各次分析，兩個經濟百強縣名列前茅的幾乎都是科舉發達的縣。同時，科舉發達縣進入經濟百強縣的概率也與它們的名次基本上呈正比例關系。　　　　總之，清代教育強縣與當代經濟發達地區的分布基本重疊。而且，發揮的作用也驚人地相似。僅佔全國7%的清代科舉發達縣，產生了佔全國近半數的進士和三分之二的人才，分別是全國平均水平的7倍和20多倍。耐人尋味的是，清代全國114個科舉發達縣所轄地域，今天創造了佔全國半數左右的GDP，在國民經濟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表1各省域相關數據匯總表　　資料來源：朱保炯、謝沛霖編：《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2001年中國最發達100名縣（市）》，《調研世界》2003年第1期；全國縣域經濟基本競爭力評價中心：《第二屆全國縣域經濟基本竟爭力百強縣（市）名單》，《經濟日報》2002年12月10日；廣東管理科學研究院：《2003年中國大學100強》，《求學》2003年第3期。　　表2清代全國科舉發達州縣進入2001年全國經濟百強縣（市）統計表　　說明：　　 □百強縣內的數字表示進入的名次；"×"表示參與比較但未進入；"-"表示未參與比較。附錄內的縣市均由科舉發達縣析出，山陰、會稽並成紹興縣，按1個百強縣計。　　 □因清代實行分省取士，故解讀清代進士州縣排行榜時應參考各省平均每縣進士人數，特別是各省巍科人物的多寡，方能分出文風的高下，詳見沈登苗：《明清全國進士與人才的時空分布及其相互關系》（含未發表的統計資料），《中國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　　二聚集效應　　讓我們把清代全國科舉發達縣投射到最新的中國經濟版圖，就會發現，科舉發達縣進入百強縣或更高經濟層次的地理分布有兩個顯著的特征。一是，大都分布在東部沿海，改革開放使這些古老的州縣生機勃發。二是，聚集效應。由表2可知，清代科舉發達的縣比較集中的有7個地區：長江三角洲、京津地區、福建中部沿海、珠江口岸、山東半島、武漢地區及江西南撫地區。　　　　其中，位于東部的5個地區，恰恰幾乎都是當今我國經濟最發達、最有活力的地區，形成了我國經濟實力最強的5個經濟圈。在這些經濟圈裡，聚集了我國80%左右的綜合實力百強縣和70%左右的基本競爭力百強縣，也幾乎包攬了我國經濟實力和競爭力最強的大中域市，又集中了半數以上的高校百強。加之武漢、濟南、西安、昆明、長沙、合肥、南昌、貴陽諸都市，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當前我國經濟發達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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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是清代科舉發達地區尤其是東部五個科舉核心圈的放大。　　　　這裡最有比較價值的是長江三角洲地區。清代其他省或地區科舉發達的縣相連或基本相連的不超過8個。唯獨江浙的41個縣除山陽（今淮安）外，其餘40個縣都在長三角聚集，大運河和浙東運河又促進這一魚米之鄉的知識分子互動，形成了清（也是明）代全國區域面積最大、登科人數最多、巍科人物（狀元、榜眼、探花、傳臚、會元）最集中、存在時間最長（明中葉至清末）並發揮作用最佳的科舉中心。僅這區區40個縣產生了佔全國半數的巍科人物和42%的專家學者。高能聚核、人才共生效應在這不足全國1%的土地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實乃世界人才史上所罕見。　　　　有趣的是，當今海內經濟腹地最大、輻射能力最強、百強縣最多、城市化水平最高、高校百強最集中、最有活力和發展前途的恰恰也是長江三角洲。昔日長江三角洲的科舉優勢得以充分發揮依靠的是"時勢"和"聚集"，今天吸引全球眼光的也不正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強勁勢頭，和長江三角洲15個城市的聚集嗎？這難道是偶然的巧合嗎？長三角取代珠三角僅僅是當世之功嗎？　　　　三原因何在？　　　　也許會有人說，這些科舉發達的縣本來就是經濟發達地區或各地的政治中心，今日大都進入經濟發達地區是順理成章的，鮮有比較的意義。其實不然。我也把清代219個府治所在縣、[1]民國時期的全國248個一等縣、[2]甚至是2000年全國259個地級市參與了相同的比較，它們進入的概率都比科舉發達縣低。再如，明代全國112個出50名以上進士的縣，有48個沒有進入清代科舉發達縣，這些縣進入經濟百強縣的概率，僅是清代科舉發達縣的三分之一。這也說明，曾經是文化發達的地區，其衰退時間越長，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就越小。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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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發達地區要居安思危，力避衰落。　　　　下面，我們來分析清代科舉發達縣與今天經濟發展快的地區分布基本一致的原因。　　　　第一，一個地區文化高峰的形成需要一個相當長的積累。歷史上江蘇僅從全國的經濟中心過渡到文化中心就花了數百年。同樣，文化高峰一旦形成，其延續週期也很長，就明清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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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該地區的文化已開始下滑，仍能釋放百年的熱量。一個文化家族的形成需要幾輩人的努力，爾後，其影響也不止一代人。如清初浙東學派的產生，很大程度上可看作16世紀寧紹文化波瀾壯闊的餘波；黃宗羲、萬斯同就產生在破落的書香之家。事實上，浙江在全國的文化地位從19世紀已式微，20世紀跌入南宋以來的低谷（繆進鴻語）。然上世紀浙籍的著名人物在全國仍居重要的地位，這在一定意義上說，是在"吃"千年文化積澱的"老本"，其中文化家族、尤以科舉家族（魯迅、姜立夫、陳省身、俞平伯直至陳橋驛等都是科舉後裔）的薪火相傳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浙江20世紀高等教育發展的相對滯後，使她與相鄰的江蘇相比在當今產業結構上的差距也已顯而易見。這就是百年樹人的規律。　　　　第二，科舉結束後，第一代大規模接受新學的知識分子以科舉人物為主。正如桑兵所說，廢科舉後掀起的興新學的熱潮中，"學生由士人脫胎而來，小學生以童生為主，中高等則生員居多"，[3] 又在秀才中挑選比較好的送出去留學。其實道理十分簡單，舉個相似的例子，“文革”使高校招生中斷十年，但恢復高校招生後最初考入大學的仍以"老三屆"為主體。清末民初，在知識轉型中捷足先登的是那些經濟條件較好、又有國學底子的秀才們；新學首先在那些教育資源較豐富、讀書氛圍較濃的"舊學"發達地區推行；現代專業人才也在這些地區成批地誕生。概而言之，教育的優勢不會很快消失。　　　　現舉三個令人信服的例子。一是，2003年全國80%左右的高校百強坐落在清代科舉發達縣境內。二是，據繆進鴻教授對包括詹天佑、楊振寧，谷超豪、李遠哲等在內的1089名人才的統計，產生近現代傑出專家學者最多的城市，無一不是清代科舉發達的州縣。三是，頗負盛名的80位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1948年）和250名中央文史館館員的半數、600多位中國現代科學家大半數的籍貫系清代科舉發達縣。可以這麼說。不管你從哪一時段、哪一視角來統計20世紀的中國文化、科學精英的祖籍或出生地，這114個縣都是舉足輕重的。[4]事實證明，經歷一個世紀，我國的國情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政治中心、經濟中心和建設重心也幾度易手，各階層的社會地位亦今非昔比，但我國文化發達地區的分布和重要教育資源設置的格局基本未變，清代科舉發達地區在總體上不僅僅是我國現階段經濟發達的地區，同樣也仍是我國的文化、教育的核心之地。人們可以用十年的時間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城市，用更短的時間搞一個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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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創建一個一流的大學並沒有那麼簡單，提高一個國家和地區的人文素質的週期更長。發展經濟，教育先行，就是基于這個基本規律。四自古華山一條路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勞動者的文化素養決定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近日又有學者撰文，世界歷史上三次成功的經濟追趕，都是以教育為先導。[5]遺憾的是，科教興國的歷程在中國走得十分曲折。　　　　 20世紀上葉，戰火不斷，人民生活低下，教育救國也無從談起。建國初期，國民經濟迅速得到恢復和發展，文教建設也頗有起色。然接下來的政治運動使知識分子斯文掃地，教育成了重災區，社會經濟停滯不前。社會一旦進入正常的、持久的發展軌道，教育的功能必然會被人們所認識，各區域的文化底蘊在經濟建設中的作用就會凸現。改革開放初期，珠江三角洲憑借政策和地理優勢，吸引了無數的精英到熱土創業，知識就是才富，在特區首先得到兌現，廣東的經濟建設在全國一馬當先。然而，珠三角始終未成為文化中心和教育中心，故獨領風騷的年代必受此制約。當今長三角取代珠三角，成為中國經濟版圖上的最大"閃光點"，雖有眾多原因，特別是浦東新區的崛起和上海這個國際大都市的魅力，但是，江浙滬地區深厚的人文底蘊、積澱的教育資源及受過較好訓練的勞動力，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在工業化、信息化和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教育不僅僅是人才培養的主要途徑，而且，教育環境也是吸收人才和投資的一個軟指標。本人傾向教育本身不應成為產業，但教育可以推動一個地區的相關產業、創造大量的就業崗位；教育的基本建設部份投資，可以當作城市布局和建設的一個組成部分，能夠得到直接的回報。站在這個角度，說教育也是一個投資渠道亦未嘗不可。觀念變了，也許人們投入的後勁會更足。　　　　今日長江三角洲作為中國經濟的最亮點，從某種角度上講，是數百年全國教育中心的回報。但當我們即將進入更高一層的區域經濟新一輪發展階段，意識到智力資源日益成為經濟發展的核心生產要素，高新技術產業必將成為未來經濟增長點的今天，不可否認，即使長三角的產業結構也還以知識產權、技術含量缺乏的勞動密集型為主。要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真正主導中國未來的經濟，依靠的仍是科教興區──"自古華山天險一條路"。最近，長三角作為世界第六大都市圈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全球其他5個大都市圈，都有一個世界一流的高校群支撐著，那裡是世界100名著名大學最多的地區，把握著人類文明進程的脈搏。就此而言，長三角還是空白，而且可能是作為世界級大都市圈的唯一空白。而沒有世界著名的大學，很難在知識產權、高新技術、學術話語等方面佔據優勢，制約一個國家和地區綜合實力的提高。因此，我們應該從戰略的高度來加強對教育的投入，特別是要在國內幾個重要的城市圈內創建幾所世界一流的大學。　　　　發展教育，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清代進士籍貫分布的原始分類資料由繆進鴻教授、張肇先生提供，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作者簡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獨立學者，主要從事教育史和歷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論文集）一書，提出“一代難以成為學者”的原創理論。　　　　注釋　　 [1] 顧頡剛、史念海：《中國疆域沿革史》，商務印書館，1999，第203-207頁。　　 [2] 張明庚、張明聚：《中國歷代行政區劃》，中國華僑出版社，1996，第494-506頁。　　 [3] 桑兵：《清末興學熱潮與社會變遷》，《歷史研究》1989年第6期。　　 [4] 依據《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名錄》；羅豐：《夏鼐與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選舉》，《中華讀書報》2003年2月19日、中央文史研究館編：《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傳略》，中華書局，2001年版；中國科學院主編：《中國現代科學家傳記（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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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出版社，1991-1994。　　 [5] 焦玉軒：《世界歷史上三次成功的經濟追趕》，《報刊文摘》2003年2月28日。　　主要參考文獻：　　 1.沈登苗：《明清全國進士與人才的時空分布及其相互關系》（含未發表的統計資料），《中國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　　 2..繆進鴻：《長江三角洲與其他地區人才的比較研究（修改稿）》，繆進鴻、鄭雲山主編：《中國東南地區人才問題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浙江大學出版社，1993 。　　 3.《中國統計年簽2001》，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 。　　 4.張武冰：《新編實用中國地圖冊》，中國地圖出版社，2002。　　　　（原載《社會科學論壇》200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