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賡續千年文脈 綻放文化光彩　　核心閱讀 　　5000多年中華文明史，留存了浩如煙海的古籍。70年來，新中國開展了規模巨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爬梳耕耘，彰顯中華文化脈絡；句讀之間，傳承燦爛文化遺產。 　　今天，古籍整理出版的新局面，讓中華古籍煥發著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機，也讓人們更好地去追索中華文明之根、探尋中華文化之源。 　　中國擁有5000多年文明史，存世文獻典籍數量之豐富、內容之深厚，舉世無雙。為使這一寶貴的文化遺產更好賡續和傳播，70年來，新中國開展了規模巨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在黨和政府的關心支持下，經由幾代學者和出版工作者鍥而不舍的努力，今天的中華古籍正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生機，成為傳承優秀文化、堅定文化自信的寶貴滋養。 　　開創新局面── 　　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全面系統、遠超前人 　　人們常用“浩若煙海”“汗牛充棟”來形容中國古籍之多，但存世古籍雖多，如未經校勘、標點、注釋，不僅一般讀者難以閱讀，就是專家學者也難于使用。20世紀20年代，學者陳垣曾把中國“有長遠的歷史、豐富的史料，而無詳細的索引”說成是“中國四大怪”之一。“什麼時候，才能把中國重要典籍全部整理出來供給讀者呢？”近代以來，憂心于中華文化命運的學者不斷追問。 　　新中國的成立，為解答這個問題提供了全新的答案。 　　據統計，新中國成立前五年，每年平均出版古籍整理圖書不足30種。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後，古籍整理出版步伐明顯加快，每年平均出版古籍整理圖書的數量達到200種左右。20世紀80年代，古籍整理出版迎來了新的發展，每年平均出版古籍整理圖書增至400種左右。 　　近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更加繁榮興盛，每年平均出版古籍整理圖書1800種左右。文學、語言文字、文化藝術、歷史、地理、哲學、宗教、科學技術等領域重要古籍皆有系統整理。 　　“新中國開創了古籍整理出版的新局面，造就了全方位、大規模、成系統地持續整理出版古籍的大格局。”中華書局總編輯顧青說。 　　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的輝煌成績，離不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關心和支持── 　　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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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同志就要求組織史學家從事《資治通鑑》和“二十四史”的標點工作；鄧小平同志批示中華書局編輯來信，鼓勵出版界大力出版或重印學術著作、工具書和古籍；江澤民同志多次為古籍出版社和古籍整理圖書題詞；胡錦濤同志致信祝賀中華書局成立100週年……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2013年12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強調：“要系統梳理傳統文化資源，讓收藏在禁宮裡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裡的文字都活起來。” 　　我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進入新時代。據初步統計，新中國成立以來出版的古籍整理圖書達4.5萬種。其中改革開放40多年來出版的古籍整理圖書佔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總量的近90%，黨的十八大以來出版的古籍整理圖書佔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總量的近30%。 　　探索新模式── 　　古籍小組謀規劃、聚人才，發揮重要作用 　　“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取得的輝煌成就，與古籍小組的成立及其工作是分不開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高克勤說。 　　1958年2月，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古籍整理出版從此告別了單打獨鬥、零敲碎打式的方式，進入了有組織經費保障、持續全面系統的新階段。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連續推出7個規劃，給各時期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古籍小組自成立至今一直在全國範圍內發揮組織協調的主導作用。 　　古籍小組自成立之日起就匯聚了全國最高水平的古籍人才，可謂大師雲集、群賢畢至。以第一屆古籍小組為例，成員有：葉聖陶、齊燕銘、何其芳、吳□、杜國庠、陳垣、陳寅恪、羅常培、範文瀾、鄭振鐸、金燦然、趙萬裡、張元濟、馮友蘭、潘梓年、翦伯贊……皆為大家名家。精湛的學術水準、有力的組織保障、統籌協調的統一規劃，使新中國的古籍整理出版一亮相就出手不凡。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工程被譽為“新中國最偉大的古籍整理工程”。從1958年起，全國上百位頂尖文史專家先後匯聚北京，歷經20年時間，完成4700多萬字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點校出版工作。點校本“二十四史”，被國內外學術界公認是整理水平最高、最為可靠的“二十四史”版本，至今仍被學界廣泛征引。日本學者評價“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是“學術上的曠古未有的事業，意義十分重大”。 　　在古籍小組的領導下，新中國的古籍整理出版氣魄宏大，遠超前人。近億字的《中華大藏經》、超2億字的《中華大藏經續編》、近2億字的《道藏》、收入4萬多片甲骨的《甲骨文合集》……以及《中國古籍總目》、《續修四庫全書》、《古逸叢書三編》、“七全一海”等，無不是體量龐大、規模宏富的巨制，充分顯示了新中國古籍整理和出版業的氣概與實力。 　　“《續修四庫全書》是新中國編纂的規模最大的一套古籍叢書，收書達5213種，從立項到最後出版都得到了古籍小組的關心和支持，成為這套大書順利出版的關鍵。”高克勤說。 　　黨的十八大以來，優秀古籍整理成果厚積薄發、不斷湧現。在基礎性古籍整理出版方面，推出了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工程之《史記》、新舊《五代史》、《遼史》、《宋書》、《隋書》等八種及《古本戲曲叢刊（第六、七集）》《文選舊注輯存》《文獻通考》《杜甫全集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等一大批重大項目，社會反響強烈；在出土文獻整理出版方面，旅順博物館藏甲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岳麓書院藏秦簡、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等一大批重要成果的出版，有力推動了相關學術研究；在海外中文古籍整理出版方面，古籍小組組織實施的《海外中文古籍總目》項目進展順利，已推出了首批成果，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日本國會圖書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等海外著名存藏機構的一大批珍稀古籍得到“再生性”回歸，嘉惠學林。 　　除此之外，在大眾普及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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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小組重點規劃並資助的兩套普及類古籍整理叢書受到讀者歡迎，市場銷量喜人，“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銷售量達到420萬冊，“中國古典名著譯注叢書”銷量近120萬冊，實現了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統一、雙豐收。 　　“這些規模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能夠順利完成，與國家大力投入密不可分。”古籍小組副組長安平秋說，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進一步加大對優秀古籍整理項目的資助力度，共資助項目748個，資助金額達2.1億元。 　　在古籍小組嚴格管理、科學規劃下，一大批古籍整理出版的精品力作誕生。在第一屆至第四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古籍類獲獎圖書中，有42種專項經費資助項目，佔古籍類獲獎圖書總數80%以上。“資助項目成批量地在中國出版界最高獎項的評審中脫穎而出，充分體現出專項經費績效顯著。”安平秋說。 　　綻放新光芒── 　　代代學者默默奉獻，中華典籍賡續不絕 　　古籍整理出版是“為人做嫁衣”，但70年來，一代代學者和出版工作者甘于寂寞，窮年累月在古籍中爬梳耕耘，留下了一部部精審嚴校、可讀可用可靠的古籍，嘉惠讀者。 　　作為知名學者，任繼愈曾出版過多部影響很大的專著，但在生命的最後20年裡，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古籍整理事業而放棄了心心念念的哲學研究。“他不是不想寫書，但古籍整理佔據了他全部的時間，只能把研究工作不斷推遲。他計劃寫出的兩本中國哲學著作，資料卡片都做了數百張，但直到逝世也沒時間去寫。”原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社長郭又陵說：“任老對古籍是真愛，感情深極了。” 　　蕭滌非師生三代接力校注杜詩全集是古籍整理界的佳話。1978年，蕭滌非承擔起《杜甫全集》校注任務時已年逾古稀，但他不顧年老體弱，按照宋人提出的“不行萬裡路，不讀萬卷書，不可讀杜詩”的觀點，一面積累資料，一面率領編校組全體人員沿著當年杜甫的行蹤進行實地考察。但屬稿將半，蕭滌非卻于1991年溘然長逝。他的弟子張忠綱接續老師的工作，帶領學生繼續從事杜詩全集的校注。2014年，這部三代師生接力、歷經36年而完成的680萬字的巨著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立刻引起強烈反響，被譽為“杜甫研究的裡程碑著作”，“堪稱當代集部整理的典範之作”。 　　類似的故事數不勝數：盧振華先生下肢癱瘓，在病榻上完成了《梁書》的覆閱改訂和《南史》的點校；胡厚宣先生在整理《甲骨文合集》時，走遍全國50多個城市，近10萬片甲骨絕大多數都經過他親自鑑別、選拓、摹寫，單摹寫就有二十幾本，達1.3萬餘片；季羨林先生在病床上寫下對于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工作的建議…… 　　任繼愈曾說：“古籍整理有似地質隊的野外勘探，這支隊伍要不畏荒寒，不怕險阻，甘于寂寞，不慕紛華。”70年來，一代代學者與出版人甘于清貧，默默奉獻，中華文化與中華典籍因他們而賡續不絕、光彩奪目。 　　奮進新時代── 　　古籍整理出版力量日益壯大，事業薪火相傳 　　“我們這個時代大概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條件把中華傳統文化典籍完整保護傳承的新時代。”國家圖書館副館長、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副主任張志清說。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古籍整理出版形成了以專業古籍出版社為主體，其他出版社積極參與，各盡所長、優勢互補、有序競爭的良好發展局面。除20餘家專業古籍出版社之外，每年平均有110餘家非古籍專業出版社參與申報古籍整理規劃和資助項目。古籍整理出版的力量日益壯大。 　　多年來，古籍小組高度重視人才隊伍建設。目前，全國已有5個古典文獻專業、近90家高校古籍研究所，累計招收本科生2500餘人、碩士學位研究生6000餘人、博士學位研究生近1800人，為中國的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的繁榮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從2000年開始，古籍小組已經舉辦18期全國古籍整理出版編輯培訓班，培訓學員近1700人次，這些學員已成為各出版單位的骨幹力量，不少學員還走上了領導崗位。古籍人才的培養，確保了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生生不息、薪火相傳。 　　國運興，古籍興。隨著《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的相繼公布，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也面臨著新的形勢與任務。特別是2018年，在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中，中央宣傳部統一管理包括古籍整理出版在內的新聞出版工作，中央宣傳部出版局加掛“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的牌子。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領導體制發生了重要調整，古籍小組的建制隨著機構改革也做出了新的調整，全國古籍工作的領導力量將得到進一步統籌和加強，全國古籍工作迎來重要發展機遇。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郭義強表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進入新時代，古籍小組和古籍辦將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二中、三中、四中全會精神，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努力推進古籍整理事業邁上新台階，為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做出新的成績！”原標題：影院分區售票 誰在暗中操控漲價　　12月10日，北京商報記者調查發現，有電影院在售票平台上出現同一場電影按照座位位置分割出黃金區域和默認區域，並分區定價的情況，且黃金區域的單張電影票價較默認區域增加了3元。然而，在進一步聯系影院方及第三方售票平台後，兩方均否認是自己制定了分區售票，同時表示應是對方調整了定價規則，這使得該事件瞬間陷入一場羅生門。有業內人士表示，國內電影院採取分區定價將面臨一定挑戰，除了給予足夠體驗感外，還需面對觀眾是否認可這一模式。 　　同場不同價 　　電影《利刃出鞘》目前正在全國上映中，但與以往消費者所熟悉的同場次電影票價採取統一定價不同，UME國際影城（安貞店）在票務平台上卻出現同場不同價的情況。 　　據貓眼電影顯示，UME國際影城（安貞店）于12月10日18時40分，在旗下9號廳放映《利刃出鞘》，但進入到選座頁面後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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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座位被分為藍色和黃色兩個區域。其中，藍色區域顯示為“默認區域”，單張票價為65.5元；黃色區域則為該影廳中心位置，涉及48個座位，並被稱為“黃金區域”，單張票價為68.5元，較默認區域增長了3元/張。 　　而當北京商報記者嘗試選座時，發現假若購買兩張及以上電影票，均需在同一區域內選擇，否則操作頁面便會提示“請選擇同一顏色區域的位置”，即使是默認區域和黃金區域相鄰的座位，也無法在一張訂單內購買。 　　針對同場不同價的情況，北京商報記者聯系貓眼電影方面，對方回應稱，票務平台作為第三方平台，沒有幹預定價的權力，所有票品價格均由商家在商家端設定。票務平台僅如實呈現影院定價。 　　隨後，北京商報記者致電UME國際影城（安貞店）方面，其人工客服方面表示，影院內並未設置同場不同價，包括該場《利刃出鞘》，消費者可從UME國際影城官方渠道購買電影票，影院內同場次的所有座位的價格為統一定價，均為60元/張。 　　對此，北京商報記者進入UME國際影城官方小程序，頁面上確實顯示所有座位均為60元/張。而當北京商報記者進一步詢問UME國際影城（安貞店）人工客服為何會在貓眼電影上出現同場不同價的原因時，對方稱，“應是平台方做出的定價規則”。 　　針對該事件，北京商報記者採訪了多位院線行業從業者，對方均表示，此前並未遇到過類似事件，但行業普遍情況是由影院自主定價，隨後票務平台讀取影院數據並上線到系統內。而此次雙方出現定價模式和回復不一的情況，對方則表示不熟悉具體情況，不便進行回應。 　　受益方成謎 　　雙方的各執一詞無疑令該事件瞬間迷霧重重，究竟是誰將影廳中央區域的座位漲了價也成為一個謎。但不可否認的是，同場不同價的事件背後，將會存在受益方。 　　以此次事件所涉及的相關場次為例，貓眼電影上UME國際影城（安貞店）單日共有5場《利刃出鞘》出現同場不同價的情況，每場均為9號廳，並涉及48個座位，假若以上座位全部按照分區定價的模式售出，意味著這48個座位在每一場均能增加144元的收入，全天5場則共計會帶來720元的收入。 　　或許部分人認為，該數字顯示的額外增加的收入並不算多，尚不及千元，增收效果不明顯。但若要整個影院所有場次均採取分區定價，便不是一個小數。 　　北京商報記者了解到，一般影廳數量較少的電影院每日可放映二三十場左右的影片，而大型電影院每日的放映場次則能達到上百場。假若仍按照每場黃金區域增加144元的收入且座位全部售出進行計算，那麼影廳數量較少的電影院單日可增加2880元左右的收入，而實現單日放映100場的電影院，則能在一天內獲得14400元的額外收入，累積成一個月，便是少則8.64萬元、多則43.2萬元的收入。 　　值得注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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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不少電影院也正面臨經營上的挑戰，且有消息稱，由于受到影視行業發展環境的改變、人工房租等硬成本的增加、觀眾觀影習慣的變化、互聯網及視頻網站等方面的影響，全國約半數的電影院存在虧損，真正實現盈利的只是少數，在該背景下，分區定價的方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為電影院帶來更高的收入。 　　不破不立 　　觀察國外一些地區可以發現，分區定價現已不是一件新鮮事，不少國家已採用該種方式對外銷售電影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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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便是其中之一，且該國家部分地區的電影院會將觀影最佳座位的票價設定為較普通座位相對高一些的價格，或是需額外付費。 　　與此同時可以發現，近兩年來，國內也有小部分電影院陸續嘗試分區定價的模式，黃金區域與普通區域的票價少則相差3-5元，多則可能相差10-20元。 　　影評人劉賀表示，“單純從模式的角度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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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定價並無問題，關鍵在于電影院能否在票價不一的同時，給觀眾提供足夠的體驗感，證明採用分區定價是有其價值的。且現階段國內電影院也發展到需要轉型升級的時期，從而增強市場競爭力，吸引觀眾來到線下”。 　　現階段，電影院為了迎接市場挑戰，紛紛嘗試在經營模式上轉型，如內容上除了院線電影外，還會增加演出、舞台影像等，而在銷售產品上，則增加賣品的多元化和可選擇性，以獲得更多觀眾的認可。 　　影院經理王強認為，“國內電影院若要採取分區定價也將面臨一定挑戰，除了給予足夠體驗感外，還需面對觀眾是否認可分區定價，且電影院並不像演唱會，不同檔位的座位在觀看效果上有明顯的差距，部分影廳除了前排和邊角位置外，其他區域的座位在觀看過程中並不會有過于明顯的不同。此外，電影院在人少時期若要實現對號入座也存在困難，並需要增加人工成本去引導觀眾到自己的座位上”。，